《小說與詩》編輯序：詩的抒情與理趣 / 魏鵬展 (香港)
有些人主張新詩應該寫出一些哲理，有些人則主張抒情。那麼究竟詩說理好，還是抒情好呢？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」像這樣的詩句，一看就知是宋詩，因為宋朝人喜歡通過詩寫出理趣。「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。」一看就知是唐詩，因為唐朝人喜歡用詩歌來抒情，而且像這樣真誠的詩歌，詩句間滲透着詩人內心的聲音，只有唐詩的文句才有這樣的筆觸。雖然宋朝人喜歡以詩歌來寫理趣，但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體是詞，不是詩。王國維《宋元戲曲史》云：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：楚之騷、漢之賦、六代之駢語、唐之詩、宋之詞、元之曲，皆所謂一代之文學，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。」可見宋詞才是宋代文學的代表，與唐詩、元曲並列。宋詞比宋詩好，很大程度上與宋詩講究理趣有關。文學是一門藝術，講道理，講理趣始終不是文學的本質，所以宋詩的文學地位始終不及宋詞。
新詩不是不能寫哲理，而是如何寫哲理，表達手法是成功的關鍵。哲理的題材內容也要符合現代情懷。新詩說理首先強調的是意象，詩人能否寫出觸動人心的意象，通過意象引發讀者思考人生，或者思考生活。宋詩不足之處大抵由於創作手法上未見創新，詩所表達的理趣也未見清新脫俗。相反，不論新詩，還是古詩，以詩抒情，並不要求所抒發的情感很新穎，只要求所抒發的情感是否深刻，字裏行間能否感受詩人內心真誠的聲音。如「怡然敬父執，問我來何方？問答乃未已，驅兒羅酒漿。」我們很能感受到杜甫對朋友非常真誠而深刻的情感。文學抒情之所以只講究真誠深刻，是由於人的七情六慾從來都是一樣，也因為人有共通的情感，人與人才能因情感而共鳴，甚至同情，文學的社會作用也在於引起人與人之間同情與共鳴的心，也因此詩的抒情比說理重要。
2024年7月11日 深夜
(刊登於《小說與詩》,第44期,香港,2024年7月,頁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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